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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空出世死魂灵、司法腐败活化石:孙小果相关案件法律问题分析

发布日期:2021-11-09 03:32   来源:未知   阅读:

  近日,云南孙小果相关案件,小果大祸,大圣再世,匪夷所思、难以置信,以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之势,在“王林清案件”一波未平之后,一波又起,不断引起舆论哗然,不断挑战公众底线和智商。

  由于本案跨及1979年刑法、1979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及相关修正案、1997年刑诉法、2012年刑诉法、2018年刑诉法等,堪称刑事司法活化石。孙小果这一横空出世的死魂灵居然垂而不死、死而复活,活而复兴,也因此堪称司法腐败活化石。

  一个21年前的死刑犯竟能死里逃生、减刑出狱,再做生意,再活出一个黑恶势力成员的模样。宛如孙大圣一般!其生父疑点云集,其背后神秘莫测,其涉案罪名之多、涉案环节之多、涉案人数之众、涉案时间之久、涉案舆情之热、涉案危害之大,无疑都是罕见的,也无疑都是对法律、正义的无情践踏。

  若非此次“扫黑除恶”行动,孙案众人均能寿终正寝,则被害人权利无人问津,社会正义荡然无存,党和国家形象忍辱含垢。6月4日午后,一条连标点在内、仅有短短32字的新闻刷屏网络——全国扫黑办派大要案督办组赴云南督办孙小果案,今日进驻昆明。新闻越短事越大。世人不禁追问,孙小果究竟是如何逃脱死刑制裁的呢?相关案件后续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

  因此,本文将以孙小果两次犯罪的判决结果和刑罚执行为视角,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检讨法治瑕疵乃至弊端,堵住实践漏洞甚至腐败。

  1994年10月,孙小果因为女青年,于1995年4月4日被批准逮捕,1995年6月被取保候审,1995年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判决之后,孙小果却并未被收监执刑,并于1997年3月27日办理保外就医手续。

  根据媒体报道,案发后孙小果的出生年份被修改,成为一名未成年人;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并且利用假病历逃脱收监执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孙小果能被轻判、在判刑后未被送至监狱服刑。

  二是强制措施的变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孙小果能从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唯有两种可能,案件存在事实性错误或者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从本案来看,前种情况可以排除,唯有“严重疾病”能得以解释。

  三是保外就医是否合法?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外执行需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而孙小果能适用的条款也唯有“患有严重疾病”。此外,孙小果1995年被判3年有期徒刑后并未及时送监执行,而是在判刑两年后(期间可能涉及上诉程序),即1997年3月27日才于看守所“保外就医”,并且监外执行后也没有及时收监。从中可以特测,本案孙小果逃脱法律制裁的关键在于伪造假病历,利用“严重疾病”取保候审并保外就医。

  1998年2月,孙小果因犯强奸罪等数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但云南高院未核准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服刑期间,该案启动再审程序,孙小果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而后,孙小果利用实用新型专利获得重大立功,减刑1年5个月。最终,孙小果在监狱服刑12年。

  其一,死刑案件再审改判的条件包括揭发他人犯罪或有重大立功表现。97刑法也规定,如果罪犯在死缓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直接减为有期徒刑。那么孙小果的重大立功为何?

  其二,97刑法规定有期徒刑单项罪名最高不超过15年,只有数罪并罚可以判到20年。可见孙小果数罪并罚后改判有期徒刑20年,原来被判死刑的强奸罪在再审中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以下的刑罚。然而,孙小果当众强奸他人且强奸多人,存在从重处罚的情节,为何能跳过死缓、无期徒刑等量刑档次,实现“电梯式降刑”?

  其三,孙小果所申请的专利为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类型技术含量较低,能否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而予以减刑?

  根据刑法规定,有期徒刑可以减刑,但最少要执行一半以上刑期。因此本案从刑罚执行层面看,除却实用新型专利能否作为重大立功的问题,孙小果在服刑12年后出狱,似乎并未明显违反减刑、假释的相关规定。但该案的改判存在重大问题,再审改判的依据以及判处的刑期明显与所犯罪行不相适应,期待官方公布该案更多的细节情况。

  综合孙小果案案情,法院、监狱等司法系统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的可能性极大,随之而来的是孙小果案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首先法院应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上述生效判决,并不会执行20多年前的死刑判决。鉴于孙小果出狱之后,又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其他犯罪,根据属地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应该由当地中院进行重审,将前两次犯罪和新罪合并审理,数罪并罚。并且该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属于发现新罪或将无罪改为有罪的情形,提起再审不受追诉时效制约,没有期限限制。而在法律适用上,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孙小果之前的两次犯罪一般应当适用犯罪时的法律,由于该案时间跨度长,涉及79年刑法、97年刑法及各刑法修正案的适用,如果审判时的刑法更轻的,则应当适用审判时的法律,出狱后新犯下的相关罪行则适用新修订的刑法。

  合并审理后,如果孙小果最终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则先前已经执行的12年刑期可以进行折抵,孙小果需执行剩余刑期;如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刑期无法折抵,此时死刑需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从现有情况看,孙小果被判处死刑的概率较大。

  本部分将从孙小果所触犯之新罪出发,分析其所应当承担之责任。从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可查知,孙小果等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嫌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一案已经由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将移送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审查逮捕,经审查后,批准逮捕8人,不批准逮捕1人。

  综合孙小果案现在所知之案情,对于孙小果的行为定罪处罚是必然的,然而仍存在两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一是孙小果应该对哪些行为承担责任,二是对于该案的涉案财产应当如何处置。

  首先,对于孙小果对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孙小果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全部行为负责。

  其次,关于该案的涉案财产的处置问题,虽案件正在侦办中,但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置亦应当及时进行,在本阶段第一时间全面详细准确地掌握案件涉案财物的信息,方有助于后续财物处置工作的开展。全面调查孙小果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在一定情况下,孙小果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例如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等。

  上文中谈到,孙小果在1994年强奸案中取保候审、被判徒刑而未被收监以及保外就医情况,是其母亲孙鹤予向办案部门提供了孙小果患病虚假证明,并在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部分领导及干警徇私枉法配合下,孙小果成功办理了取保候审以及保外就医手续,未被收监执行。那么,孙鹤予、李桥忠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我们来看法律依据。首先,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对以虚假证明取得取保候审、监外执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对孙、李二人的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其次,根据1979年《刑法》第162条第二款规定之包庇罪,可将包庇行为扩大解释为,明知其为犯罪之人,做假证使其逃避法律制裁或司法机关追究。这样孙、李二人伪造患病证明,使孙小果不收监、不执行刑罚,即逃避法律制裁,故孙、李两人可能成立包庇罪。最后,1979年《刑事诉讼法》仅对取保候审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案外人的虚假证明行为的后果并无直接的规定。

  总而言之,对于孙、李二人的行为,其一从法律规定上看并不能直接评价为犯罪;其二,在扩大解释下,可能成立包庇罪;其三,可以从职务规范中对其进行处罚。因此,1998年李桥忠因在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中帮助孙小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而孙鹤予因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在孙小果服刑期间,孙鹤予、李桥忠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利用并非孙小果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利,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孙、李二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关于法律依据,《刑法》中仅规定了减刑条件、限度以及程序,对后果部分并没有规定,故在此时并不能因此认定其为犯罪。但由于存在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的情节,有可能涉嫌贿赂犯罪或徇私舞弊罪的共犯。

  从对孙、李二人之责任承担上可知,对案外人帮助伪造重大立功等减刑情形,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其应当承担的后果,建议立法机关将该行为进行立法,根据情形之轻重,处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则成立犯罪,以避免此种行为风行。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中发挥作用。在孙小果一案中,决定机关应当认真仔细审查孙小果是否达成取保候审的条件,不满足时不能决定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孙小果取保候审之条件为其母亲孙鹤予所伪造的孙小果患病证明,对于该证明的真伪,决定机关应当进行审核。因公安机关中的承办人员不仅不能对此严谨进行审查,而且还积极帮助,致使孙小果得以取保候审,该承办人员可能在会遭受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可能成立徇私枉法罪。

  公安机关作为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对取保候审后的情况应当予以监督管理。显然因各种原因,孙小果案中的公安机关未能尽到监督管理之责任,需要承担责任。

  一是监狱以及其主管部门的责任。根据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有严重疾病保外就医的与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生活不能自理两种,而1996年修订之《刑事诉讼法》增加一情形:“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并要求有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的证明文件。孙小果得以保外就医,适用的是“严重疾病”之规定,关键在于其母亲孙鹤予提交之伪造的患病证明。

  按照资料显示,孙小果在判决生效后未曾交付执刑,监狱未收押;关于保外就医,仅于看守所看见一张1997年3月27日办的保外就医手续,再无其他。基于此,本案所涉及的监狱及其主管部门应承担之责任有二,一是判决生效后未能将罪犯及时收押,二是在适用保外就医时,未能未审查证明文件真伪,未按照规定履职,其相关负责人可能面临行政上的处分,甚至可能成立渎职罪。

  二是医院的责任。虽然1979年《刑法》对适用保外就医的罪犯,并无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之规定,但出具证明文件的医院应当对证明文件的内容负责,这是应有之义。根据调查,孙小果之患病证明文件即系伪造,医院对此亦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可能招致行政处罚,甚至成立渎职犯罪等的共犯。

  三检察机关的责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故检察院有对决定或者批准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实行监督之职责。孙小果案中,涉及之检察院未能及时核查,提出意见,有可能成立渎职犯罪。

  孙小果在服刑期间,孙鹤予、李桥忠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利用并非其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利,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关于牵涉之法院、监狱以及监狱直属部门的等相关公职人员,可能需要承担徇私舞弊罪的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未能够对该行为及时进行审查,以至于孙小果伪造重大立功减刑的产生,工作上亦有失误,相关人员将面临政纪、党纪之处分,甚至成立渎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尽管拍案惊奇,莫过如此,但是,正可谓:扫黑除恶无穷期,惩恶扬善会有时。正义有时迟到,永远不会缺席。正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全国扫黑办派大要案督办组赴云南督办孙小果案,进驻昆明,专为此案。世人都在拭目期待,翘首以待早日依法严惩作奸犯科、弹冠相庆之徒,额手相庆早晚必然到来摧枯拉朽、河清海晏之时。